乌拉、列巴、哈拉少:这些俄语词为何一度很火?

最近,年轻人在网络上仿佛陷入的俄语后遗症,动辄“小鸟伏特加”“无情哈拉少”。当有人疑惑“哈拉少”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谁能脱口而出它的意思,大抵也就暴露年龄了。

说起来,中俄两国开始交往的时间不算久远,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中俄谈判代表还需要通过传教士的拉丁语进行中介。为什么近现代以后,一些俄语词汇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甚至融入了当地语言呢?

政权选用了“苏维埃”这个名字,并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政权模式的代名词。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鼓舞,国内一些进步人士迫切需要先进的革命思想和理论武装头脑,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便被翻译到中国。随着报刊著作的介绍,“苏维埃”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政治词语。1927年年底,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起义胜利后,将革命政权称为“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其他各地也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1931年在江西瑞金更是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苏维埃”在汉语里还衍生出了“苏”的用法。工农红军占领的地区,往往称为“苏区”,当地发行的货币也被称为“苏币”或“苏票”。后来,苏维埃政权在1922年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也被用来指代“苏联”本身,诸如“仿苏”“苏式”之类的词汇,不一而足。除了苏维埃,这种随着“十月革命”来到中国的俄语还有不少,比如达瓦里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的协定,中苏两国的关系一时间极为密切,双方在政治、经济、

文学作品在我国掀起高潮,《母亲》《童年》《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毁灭》《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普希金、契诃夫的作品给中国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同样在这一时期,苏联的电影、歌曲也在全中国风行。冷战时期,苏联电影获得了两次奥斯卡外语片及多次提名。1949年10月,苏联赠送了15部优秀故事片给中苏友协,其中包括《青年近卫军》《斯大林格勒战役》《易北河会师》等中国观众喜爱的影片。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11月7日至12月6日的“中苏友好月”期间,全国有67个举办苏联影片展的城市,有4000多万人观看了苏联影片。当时拥有540多万人口的上海市,苏联影片的观众竟达590万人次。

这个词熟悉起来。其实,“乌拉”在俄语里并无具体的意思,通常用作表达强烈情感的语气词。士兵在冲锋时通常高喊“乌拉!”,苏联/俄罗斯阅兵式也会使用“乌拉”的口号。尽管意思含糊,在中国观众心目中,“乌拉”已然成为胜利的象征。除了“乌拉”,中国人在生活中也会来几句俄语,比如塞西吧

另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是“喀秋莎”,代表了苏联/俄罗斯文化中相对“柔情”的一面。“喀秋莎

的爱称,类似于英语里“Thomas”的昵称“Tom”。苏联歌曲《喀秋莎》讲述了一个名叫“喀秋莎”的女孩盼望在边防军服役的爱人早日归来的故事。由于旋律优美动听,《喀秋莎》在苏联流行一时。据说,《喀秋莎》在卫国战争时期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千百万人把歌曲中的喀秋莎当作一个真实存在的深爱着前线战士的女孩,甚至有许多苏联士兵通过报社给女孩写信,倾诉衷肠。

苏联军人是如此喜爱“喀秋莎”,以至于“BM-13”——一种16管132毫米口径的自行火箭炮也被命名为“喀秋莎”。因为,当它作为一种神秘的新式武器被送到浴血奋战的苏军战士手中时,这种武器没有任何标记,只是在炮架上醒目地刻着一个“K”字。

1945年4月16日,红军包围了纳粹德国的巢穴——柏林。在苏军发起冲锋时,许多部队齐声唱起了《喀秋莎》,而为这歌声伴奏的,正是2000多门“喀秋莎”火箭炮的怒吼!一位苏联随军记者当时激动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由于地缘关系,20世纪的东北人与沙俄/苏联人交往较多。这样一来,东北方言里的“俄源词”也有不少,甚至一些俄语借词成了东北的“地方特色”。”的中心地带,是东北北部平原的中心,具备成为大都市的交通条件。1898年6月9日,东清铁路建设局副总工程师依格纳齐乌斯率领建设人员到达此地,开始了最初的建设工程。

中东铁路修建以后,俄侨大批移居哈尔滨,至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时,生活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铁路沿线万人以上。当时,无论是在中东铁路工作的中国人,还是哈尔滨街上的修鞋匠、理发师,甚至商店里的服务员、经理,都可以说上几句相关的俄语。随着俄侨的涌入,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哈尔滨,比如俄语里的面包叫“хлеб”,进入东北方言之后就成了“列巴”。的柜台,点缀着哈尔滨的城市风情,也诱发了哈尔滨人养成了吃“列巴”的习惯。在其他方言里,“面包”一词早已“一统江湖”,唯独在东北方言里,“列巴”成了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积极词,甚至衍生出了许多新词,如“黑列巴”“白列巴”“咸列巴”“甜列巴”“大列巴”,还有俄汉合璧词“列巴面包”“列巴大面包”。”进入汉语的势头一度更加强劲。“布拉吉”是“连衣裙”的意思。自从20世纪初期国人服装出现西化后,汉语就从英语引进了意译词“连衣裙”及其概念。但到了五十年代,由于中苏之间关系密切,服装也出现了“苏联化”的倾向,比如“列宁装”就流行一时。与此同时,“布拉吉”在中国迅速流传,一度取代了原有的“连衣裙”的地位。当时的街头,到处可以听到“苏式布拉吉”“娜塔莎式布拉吉”之类的说法。直到20世纪80、90年代的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里,还可以听到“布拉吉”这个词。只不过,从古到今,汉语吸收外来词还是青睐“意译”,而不像日语在二战后全盘采用片假名来音译外来词,“电话”取代“德律风

从俄语音译而来的“布拉吉”不符合汉语长期形成的习惯,故而慢慢退出汉语标准语体系,如今只在东北方言中偶尔出现。至于“笆篱子”更是从来只活跃在哈尔滨方言里的俄语借词。“笆篱子”看上去似乎很容易明白,其实不能望文生义。它并不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所说的“溪中士女出笆篱”里的“笆篱”,后者是指用竹或草编成的障蔽物;与陶渊明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中的“樊笼”也没有继承关系。追根溯源,这是个俄语借词。沙俄将警察和警察部统称“палиция”,音译汉字应写成“巴里斯”。哈尔滨人脑袋灵活,联想到进入警察局就意味着要坐牢,就要被围栏关着,这样一来,蹲“巴里斯”就成了非常形象的蹲“笆篱子”了。实际上,《哈尔滨方言词典》统计的俄语词汇不下30个,“笆篱子”只是其中之一。周立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曾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书中讲述的“大前年,他躲劳工,藏在松木林子里,韩老六告了状,他被抓去蹲了三个月笆篱子,完了送到进寿当劳工。”

诸如此类文学作品中的“笆篱子”,所用的都是俄语“警察局”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时间的推移,如今甚至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对“笆篱子”的真实语义变得不甚了了。但无论如何,以“笆篱子”为代表的俄语词,还是在汉语的哈尔滨方言中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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